華人文化有幾個特別的習慣，對於出勤這件事情放得很重，還有對於規律的緊守，讓我們生活中少了很多彈性。我們常常以「開放」這個詞去陳述歐美文化，但並未討論文化的不同。
這次的罷工事件，並不是來得突然，從去（2018）年 8 月即開始有討論，直到現在才發生，就是經歷了將近半年的時間，仍然無法獲得共識的情況下，造成了今天上千旅客受影響。
其實 2017 年也有英國航空罷工事件，其實對許多國家勞工來說，罷工是一種不得不的時候，可以行使的手段之一，已確立可以在較為平等的情況之下，跟資方進行談判。
但激進的行為必然引起爭議，上一篇我有討論過訴求與現況，這邊針對三點爭議表達一下我自己的看法。
現行的定型化契約以及保險條款中，都已經將罷工列於賠償的除外項目，也就是所有罷工造成的損失，將無法獲得求償。
如我上面所說，桃園市機師工會在六個月前已經開始醞釀，加上要能夠合法罷工，代表勞資雙方已經經過調解無效了，所以航空公司必然早就知道，罷工的可能性存在。只是無法透過既有的手段「制止」罷工的產生。
真正不可控的是「罷工啟動的時間點」，從風險控管的觀點，既然時間點不確定，那就是時時刻刻都應該把這個風險估算進去。今天航空公司在知道後，沒有加入這個風險因子，反而是直接向消費者轉嫁，顯示這個除外因素本質上傾向保護航空公司以及保險公司。
罷工是一種勞方可以主張的權益，只要透過合法程序的申請。而且時間點的不確定是罷工有效的因素之一，如果小時候玩過「一二三木頭人」這個遊戲的朋友，就會更容易理解，因為「時間點」就是致勝的關鍵，我們有時候會特別拉長一二三，但木頭人三個字喊很快。
在遊戲中，我們都不會把自己的勝算公布在前，因為那是我們提高籌碼與勝率可能性的方式。雖然國外多有案例都是會提前公布罷工時間，以確保大家都能夠有好到應變，但我認為「罷工」這個行為是應該被公布的。
至於「罷工的時間點」也就是起訖時間，不必然需要公布，因為當罷工的風險成為已知的時候，風險的縮小也影響了談判籌碼。
這一系列的文章是因為看到一篇臉書，有感而發。
其中不斷強調旅客權益，我私心認為旅客權益的守護，是資方（航空公司）、勞方（機師）與旅客本人（消費者）共同需要守護的。今天三者任何的動作都將影響到旅客的權益，但回過頭來想，不應該因為自己的權益受損，就去阻止別人施行權益。
這次罷工事件就是很好的印證，每個人都有主張自己權益的機會，但當定型化契約的將罷工設定為除外條款，且不去有任何但書的時候，風險承擔者就已經只剩下消費者自己，削弱了罷工第一天就可以帶來的影響—潛在的賠償—連帶造成了要疊加更多的不可控性。
至少適度的讓航空公司承擔風險，不論是要向他航租賃飛機，或者預先的賠償損失預估，都更有機會讓勞資權益更對等，也更能保障旅客權益。
講到這邊，如果我們參考國外的經驗，的確罷工被視為特殊狀況的賠償除外項目，但在英航罷工案例中，監管機關認為：
不太適合將航空公司預先計畫罷工並告知視為「特殊情況」。
也就是說，旅客有權聲張自己的權益受損，進而可獲得最高 540 英鎊的賠償。當然最終的裁決機關在「法院」，如果大家都相信法院仲裁之客觀性與合理性，便提升了潛在的損失風險，這樣也進一步的可以保障旅客權益以及擴大航空公司、保險公司的重視程度。
如果除外條款附上此但書—預先告知罷工與時間點則可能不列入特殊情況—後，也會增加工會在思考罷工這件事情的嚴謹性，一來可以更主動地公布罷工的決策與時間點，同時要去考量進行罷工必須要對資方造成「一定的損害」，這樣的罷工才能有意義，並將對旅客的影響降到最低。
觀看上集請點此：華航罷工事件（上）：訴求達成的可能性與現況之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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